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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老龄社会

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属于中上水平，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五个趋势特征：1）规模大，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1个中国人。2）速度快，未来30多年处于老龄化快速深化期。3）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50年左右高龄老人占比超10%。4）未富先老。5）城乡倒置、东高西低。

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但是少子化的加剧带来老龄化明显加速问题不容小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人口红利消逝，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导致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的预期寿命从 1974 年的 60.2 岁提 高到 2021 年的 78.2 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然而，生育率的下降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从 1974 年每名妇女生育子女 4.2 个下降到 2022 年的 1.1 个。尽管出台了扭转生育 率下降趋势的措施，包括在 2021 年从独生子女政策转变为三孩生育政策的政策改革，和财政激励措施，但这些措施迄今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2023 年，中国成为一个老龄社会， 定义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占总人口的 15%-20%（图 11A）。在未来二十年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上升到 28%左右，而总人口预计将下降到 13.5 亿人。

与其他发展水平较高的老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型速度相对较快。

自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程度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对女性），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1980-2022 年间每名妇女的生育率减少了 1.6 个子女，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于日本的 0.6，但慢于韩国的 2.0。

日本和韩国进入老龄社会时已达到高收入水平，拥有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资源。而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尚有一步之遥，但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图 11B）。

在中国，上升的育儿成本可以说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据估计，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可能高达人均 GDP 的七倍，仅次于韩国（Liang et al. 2024）。除了生育和抚养子女的直接经济成本外，家庭还面临产假、照看孩子、上下学接送、课后辅导、家务等时间成本，以及“母职惩罚”等机会成本——工作技能下降、错过晋升机会和工资水平下降。

中国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存在差异。

江苏和上海等富裕省市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较高（图 11C）。而其他一些富裕省份，由于外省农民工的存在而使得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比如广东和福建（Glinskaya et al. 2022）。

虽然较贫困省份由于预期寿命较短和生育率较高而往往拥有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但一些较贫困省份，比如甘肃和四川，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也导致老年人口比例较高。

从地理来看，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老龄化程度最高，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等自治区的人口则最年轻。

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提高了总抚养比。

随着生育率急剧下滑，少年儿童抚养比也随之下降，中国的总抚养比从 1974 年的 79 下降到 2000 年代中期的 37 左右（图 11D）。然而，虽然少年儿童抚养比在 2020 年代继续下降，但老年人口抚养比稳步上升，2022 年达 到 19.9，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拉动下，总抚养比开始回升，2022 年达到近 45。

由于这些动态变化，人口机会窗口——即由于工作适龄人口多、抚养人口少，从而最大化其劳动力的机会窗口——在持续了大约 15 年后已经结束。

人口老龄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吗？

中国成功收获了人口红利。过去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总抚养比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为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

对人口红利的估算存在差异，但在不同时期，其对 GDP 增长的贡献在 15%至 25%之间（Cai and Wang 2005; Feng and Mason 2008; Wei and Hao 2010）。然而，最近的分析显示，1980 年代至 2010 年代，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Meng 2023）。

在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之时，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重要起来。

如果不采取缓解措施，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从 2003-2012 年的平均 10.5%放慢到 2013-2022 年的 6.2%。

过去的增长动力——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图 12）。

人口老龄化将通过这些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生产率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果不采取缓解政策和行为调 整，老龄化会进一步缩小劳动力规模，降低居民储蓄（这会减少可用于投资的资源，有助于经济再平衡），给财政造成压力，并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将减少劳动力供给。

此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确保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之自 1980 年代以来的城乡迁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到城市。然而，随着剩余农村劳动力被吸收，大部分成本优势已然耗尽（Li et al. 2012）。

随着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可能会减少。除非劳动参与率增加，否则根据估计，劳动力平均增长率可能会从 2000-20 年的0.3%下降到 2025-45 年的-1.1%到-1.4%。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 1991 年的 73%下降到 2023 年的 61%，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构成从青年人转变为中老年人。

一些研究显示，与青年人相比，中老年劳动者的生产率较低，参与创业活动较少。因此，如果经验的积累不能弥补中老年劳动者的知识贬值和体力脑力下降，那么中老年劳动者的比重上升可能就会导致总体劳动生产率下降，并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IMF 2019）。

然而，在中国，这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增加所抵消。中国过去几十年持续扩大的教育意味着年轻一代比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Cao et al. 2020）。2018-2022 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此前几十年。

中国的退休年龄与国际标准相比偏低，加剧了老龄化对劳动力规模的负面影响。

按照 1951 年颁布的条例，中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0 岁，女性为 55 岁（职员）和 50 岁 （工人），主要适用于城市居民，与国际相比偏低（Giles et al. 2023）。在经合组织国家， 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64.4 岁，女性为 63.6 岁。退休年龄低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于韩国和新加坡等其他东亚国家（图 13）。

除了对劳动力的影响外，老龄化还通过居民储蓄和资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关于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有多种理论解释。一方面，在中国等处于人口转型后期的经济体， 老龄化可能导致总储蓄水平降低，这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即居民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 休后使用储蓄，力求实现一生消费的平滑（结构效应）。

另一方面，老龄化也可能由于预期寿命延长，以及出于对下一代的利他遗赠动机，在整个一生中增加储蓄（行为效应）。

2014 年、2018 年和 2022 年三个时间段的居民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人群仍在进行储蓄（也就是说至少 70 岁以上人群并没有像生命周期假说所预期的那样使用储蓄），但低于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的中年人群（图 14）。在此基础上，目前尚不清楚随着人口继续老龄化，结构效应还是行为效应会在总体上占上风。

在各省份观察到的储蓄模式显示，居民储蓄率可能会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而下降。

使用省级数据的面板回归模型显示，居民收入、老年人口抚养比以及养老和医疗保险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图 15）。

高收入居民往往具有较高的储蓄倾向，说明储蓄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居民总储蓄下降与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有关。在控制人口总数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越多，居民储蓄率就越低。这 表明社会保障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居民储蓄率下降可能减少可用于投资的资源，有助于经济再平衡。

由于已有的高额资本存量，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资本投资已经出现了收益递减（World Bank2023）。

因此，投资率的合理下降符合减少宏观经济失衡和提升效率的目标。促进经济再平衡，从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变为消费驱动模式，未必能带来比疫情前更快的 GDP 增长，但会带来更可持续的增长并减少金融风险。

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相关联。

文献中讨论的各种原因包括：老年人往往创业精神较差，风险偏好较低，投资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小，原因是他们从此类投资中获益的时间跨度较短（IMF 2019; Yao et al. 2017）。

Dou（2019）发现，人口老龄化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创新能力的有力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生产 率存在倒 U 型模式，50-59 岁年龄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通常在机构内担任领导和指导角色，在中国生产率最高（图 16）。

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创新和技术。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2） 使用美国的数据表明，老龄化与更大程度地使用和开发机器人相关。Deng et al.（2018）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了类似的效应。中国已经在利用技术促进生产率增长。2022 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占全球总安装量的一半以上（图 17）。

个人偏好和需求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导致各行各业的需求变化和经济的结构转型。

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占居民支出的比重从年轻人群的 3.3%上升到老年人群的 15.1%，而教育、交通和通信费用支出的比重则大幅下降（图 18）。

因此，人口老龄化营造了一种越来越青睐有利健康和舒适生活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包括医疗保健服务、退休规划和休闲活动， 以及助行器和膳食补充剂等专业产品。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也对住房市场、交通和休闲设施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以适应人口 老龄化的需求。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了新 的“银发经济”产业的出现。

老龄化也会给财政支出造成压力。

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水平已经很高。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 22.3%来自政府补贴，补贴额已达到 2.5 万亿元人民币（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9.1%，占 GDP 的 2.0%）（图 19 和图 20）。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些支出还会进一步上升。

如果没有财政支持，社会保障基金将会不断出现赤字。

如果各个年龄组的社会保障支出保持在目前水平，人口老龄化将会在长期内使社会保障基金的可持续性面临风险。预计仅支付养老金一项占 GDP 的比重就将从 2017 年的 5.0%上升到 2050 年的 13.5%-17.0%，具体取决于未来中国的待遇水平向经合组织水平靠拢的程度（Cai et al. 2018; Glinskaya et al.2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警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于 2035 年耗尽（Zheng 2019）。

来源：TOP行业报告、泽平宏观